2009年4月22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发言摘登如下：

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说，第25条，建议在“人民政府”前面加“各级”两字，即“应当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第27条，建议“通报”前加“情况”两字。第28条，“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改为“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第30条，“依法给予处分”，建议把“处分”改为“查处”。第31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建议改为“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的轻重，依法给予处罚。”因为有的行为会超出社会治安管理的范围。

唐天标委员说，第26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议改为“县级以上政府及政法机关”。第30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勤目标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我认为“依法给予处分”不明确，建议改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范徐丽泰委员说，第五章监督检查第25条、第26条规定了“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中的违法行为”，我建议加两个字，即“违纪”，违纪也是要处理的，建议改为“违法违纪行为”。第25条第2款最后一句“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检举、控告”。“检举”当然可以，就是投诉，可能意思比投诉严重一些，而“控告”是不是应该到法庭控告，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如何做出控告呢？建议将“检举、控告”改为“投诉、检举”。第28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对所属人民武装警察在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中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议加上“定期”两字，即“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定期对所属……”，规定部队在某段时间内必须要做这项工作。

赵可铭委员说，第27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为的通报后，应当及时查处，这个事情应该多从爱护武警官兵的角度出发，认真考虑下，因为有些反映不全是对的，所以后面一句话应该修改，改为“应该及时查清，核实情况，做出处理。”自己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不要说他检举什么就是什么。

陈秀榕委员说，第五章第27条，讲到“人民武装部队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检举、控告，或者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为的通报后，应当及时查处”。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为的通报放在后面不合适。这句话的不同主体的先后顺序应调整，建议可改为武装警察部队接到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为的通报或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后，应及时查处。

梁爱诗（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说，第27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或者是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为的通报后，应当及时查处”。可能给人一个感觉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能否把查处的制度放在上一级部门，以示公允。

林荫茂（全国人大代表）说，第30条的处罚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法律上行为主体指的是单位，处罚对象才可能是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为了使行为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一致，如果把行为主体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话，对责任主体也要相应地对应起来。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建议下面第1、2、3、4、5项中应该有一个“滥用职权的”项目，这里第1项是不履行职责，指的是不作为行为，在作为行为中非法搜查、徇私枉法、违反规定使用警械和武器都是具体行为，还应该有一个比较概括的“滥用职权”的项目来包括这几项所不能涵盖的渎职行为。

郎胜委员说，法律责任中的前两条规定了人民武装警察和有关部门违反有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但第31条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妨碍武警执行职务，规定法律责任似无必要。因为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这个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

朱永新委员说，草案第29条的法律责任中，违反法律规定使用警械、武器的，建议加上“警车”。改为“违反规定使用武警标识、警车等”，这样可以从法律上确认滥用警力、乱挂警车牌照的违法性质，给大家一个警示。

石秀诗委员说，第30条最后一句话“依法给予处分”，如果仅仅是处分，对有些情况的处罚就轻了，因为前面讲的是“违反有关规定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如果调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干坏事，并造成严重后果，只给处分是不够的，建议做调整。